小杨医生的科普号

中老年女性，菌群移植3疗程复查，回盲瓣溃疡部分愈合，回末溃疡愈合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后

头孢、阿莫西林、左氧佛沙星，这些我们熟知的抗生素，相信不少人曾经接触过。 但是由于对抗生素认识的不足，导致很多人在没有辨别身体是否真的存在细菌感染的情况就贸然使用了抗生素。 例如，感冒发烧，它并不一定是细菌引发的感染，也可能是病毒导致。感冒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如果没有其他疾病，一般情况下，只要抵抗力上来了不吃药也能自行好转。 从个人健康出发，在非细菌感染的情况下滥用抗生素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后果很严重。 抗生素对肠道菌群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 实际上，每服用一次抗生素，相当于对肠道菌群进行了一次“核打击”，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有可能造成肠道功能紊乱，引起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甚至是肠易激综合征。 在社会层面，滥用抗生素会导致的“抗生素危机”、“耐药菌危机”，最后培养出无药可用的超级细菌。 有报道显示，每年有70万人死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感染。 本周，我们来看一篇发表于《Nature Microbiology》上的论文《Recovery of gut microbiota of healthy adults following antibiotic exposure》。一起探讨抗生素对肠道微生态系统的影响。 图 | 来自 nature.com 为了研究抗生素会对肠道菌群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科研人员招募了12位年轻的健康男性，进行了4天的抗生素干预（万古霉素+庆大霉素+美罗培南）。 之后分别采集0天、4天、8天、42天以及180天的粪便样本，通过宏基因组测序分析，评估肠道菌群的损伤程度以及恢复速度。 图1 | 抗生素干预后肠道菌群丰富度及多样性的恢复 抗生素会给肠道菌群带来多大程度的损伤呢？ 图1是肠道菌群物种丰富度与多样性的比较结果。 可以明显看出在仅仅4天的抗生素干预之后，受试者的肠道菌群丰富度及多样指数急剧下降，表明大部分的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杀死，肠道环境遭到了迅速并且严重的破坏。 图2 | 抗生素干预后的菌株变化 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实行了一轮大“屠杀”之后，哪些菌更容易在这场“屠杀”中存活下来呢？ 从菌株的水平来看，家喻户晓的益生菌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在抗生素干预之后再也检测不到，并且没有随时间恢复。 同样减少的还有短链脂肪酸产生菌，特别是产丁酸菌，如普拉梭菌（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罗斯拜瑞氏菌(Roseburia）等。 短链脂肪酸是肠道菌群重要的一类代谢产物，在对肠道功效方面具有氧化供能的作用。 此外，它还有维持水电解质平衡、抗病原微生物及抗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改善肠道功能、调节免疫、抗肿瘤和调控基因表达等重要作用。 相反，梭菌属（Clostridium spp.）的丰度在干预后显著增加，如鲍氏梭菌(Clostridium bolteae)，这是一个已报道与自闭症、肝脏移植排斥相关的标志菌。 梭菌属的富集可能是因为它们可以形成孢子，躲过抗生素的追击，这也可以解释临床上使用抗生素治疗后常常容易诱发艰难梭菌感染的现象。 通过基因水平的分析，还可以看到抗生素干预后，细菌毒力因子富集的情况（图3），包括外毒素、脂多糖、成孔毒素等。 这预示着在肠道环境遭到破坏后，残留下来或最先定植的，更可能是具有致病潜力的细菌。 图3 | 抗生素干预后微生物毒力因子富集 图4 | 肠道菌群的恢复过程 肠道菌群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从抗生素带来的破坏中恢复呢？ 图1结果显示在第8天时，菌群的丰富度与多样性两个指标都有所回升，说明肠道菌群已经开始恢复了，但整个复原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图4）。 肠道中的主要菌属，在至少一个半月后才能回复到抗生素干预前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干预后有9个菌属彻底消失了，4个菌属新定植，意味着尽管菌群数量与多样性上有所恢复，但在组成上也可能不是先前健康的状态了。 上述的研究对象是健康的成年人，肠道菌群尚具有良好的恢复能力。 在服用抗生素后，仍需要至少一个月以上才能有所恢复，若是肠道菌群状态较差的老年人或是尚未定型的婴幼儿，服用抗生素有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影响。 有研究报道，在生命早期抗生素暴露以及相应的菌群变化与宿主代谢、免疫缺陷相关，会提高婴幼儿肥胖、过敏和炎症性肠炎等病症的发病风险。 上述研究的时间跨度也仅有半年，另据报道一些抗生素对肠道菌群影响的时间可长达一至四年。 由此可见，抗生素称为摧毁肠道菌群的“核武器”并不为过。 虽然抗生素会给我们带来负面影响，但是不可否认抗生素自从诞生以来在医学上所做出的贡献。 抗生素的存在让外科医生能顺利实施手术，也让化疗患者安全地接受化疗避免感染......而过度滥用抗生素在破坏我们自身的肠道菌群的同时也带来“抗生素危机”。 抗生素是一把双刃剑，正确使用抗生素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出现了细菌感染的情况，必须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的状况下，如何才能保护我们的肠道菌群呢？ 首先，日常补充益生元、益生菌，拥有一个健康的肠道菌群，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就像越复杂的生态系统越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健康的肠道菌群可以将抗生素的破坏程度尽量降低。 其次，在服用抗生素停药后，也需要补充益生元与益生菌，相当于在大火燎原后的土地上撒上种子与肥料，让有益菌占有生长的先机，从而抑制有害菌，加快肠道菌群的回复速度。 最后，在医疗方面，菌群移植是恢复失调肠道菌群的一种有效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据报道抗生素可以作为菌群移植前的清肠剂，将受体自身的肠道菌群彻底清除后，更有利于供体菌群的定植。 自体菌群移植也是一种方法，保存一份健康的自身肠道菌群，在治疗后用于菌群恢复，相较于异源供体，自体的肠道菌群更适应自身肠道环境，更有可能顺利定植。 研究人员也在开发新型的治疗方法，用以替代抗生素，例如最近较为热门的噬菌体疗法。 经过改造的噬菌体可以“精准打击”目标病原菌，而不影响其他肠菌成员，避免了抗生素的“大规模杀伤”作用。 最后，如果您身边的朋友、亲戚、同事有这样的问题和症状可以和我联系和咨询，关注小杨医生，点赞、评论和转发让您身边更多的朋友、亲戚、同事能够得到有效、科学、合理的治疗，带您分享更多的肠道健康知识。

急性腹痛（AAP）是一种急诊常见的临床症状，是指由非创伤性因素引起的腹部疼痛，持续时间不超过5 d。解痉药物是指能缓解肠壁或膀胱平滑肌痉挛的药物，能够有效缓解急性腹痛患者的腹痛症状，且安全性和耐受性较好。《中国成人急性腹痛解痉镇痛药物规范化使用专家共识》的发布对于提高我国急性腹痛诊治水平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推荐意见一览 推荐意见1 ：AAP不仅是机体一种防御反射，还是一种刺激源，可能会对机体产生严重损害，导致心率增快和心肌氧耗增加，进而诱发心肌细胞缺血和血压升高；严重时可显著抑制患者血管活动中枢，导致全身微循环障碍，甚至休克。（强推荐：75.0% ；弱推荐：25.0%） 推荐意见2 ：AAP患者诊断前解痉镇痛治疗是安全的，并未显著掩盖腹部体征，能够有效缓解患AAP症状，减轻患者疼痛感受，提升舒适感，增加其对接诊医师的信任感和接受检诊时的配合度。（强推荐：83.3% ；弱推荐：16.7%） 推荐意见3 ：根据AAP病理生理学特点，特别是当患者有炎症、梗阻或功能性腹痛时应及时使用解痉镇痛药物。（强推荐：91.7% ；弱推荐：8.3%） 推荐意见4 ：急（接）诊医师在积极询问病史、体格检查以及完善相关辅助检查寻找病因的同时，可对AAP患者予以适当的解痉镇痛治疗。（强推荐：91.7%；弱推荐：8.3%） 推荐意见5 ：使用解痉镇痛药物时需遵循病情评估-解痉镇痛- 再评估原则、AAP病理生理学特点的原则以及药物作用机制特点的原则。（强推荐：91.7% ；弱推荐：8.3%） 推荐意见6 ：对AAP患者需要进行紧急评估病情，识别出需要紧急处理的心血管源性腹痛。（强推荐：91.7% ；弱推荐：8.3%） 推荐意见7 ：AAP病因筛查主要依据病史、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结果，要首先确定患者有无急性腹膜炎体征，是否为外科急腹症。（强推荐：91.7% ；弱推荐：8.3%） 推荐意见8 ：AAP患者病因暂时难以确定时，应遵循定性、定位和定因三原则进行病因筛查。（强推荐：66.7% ；弱推荐：33.3%） 图1 快速准确筛查AAP病因的流程 推荐意见9 ：急诊医师应根据患者个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疼痛强度评价量表，优先选择数字评价量表（NRS）用于指导患者完成腹痛严重程度评估；对于交流困难或不能正确使用NRS的患者可选择Wong-Baker面部表情量表。（强推荐：50% ；弱推荐：50%） 推荐意见10 ：AAP时解痉镇痛药物使用指征：（1）各类非创伤性急性腹痛患者在完成初步病情评估，排除需要紧急处理心血管源性腹痛；（2）不明原因腹痛患者，动态观察病情以及完善相关检查；（3） NRS评分≥ 3分的患者；（4）确诊的炎症性、梗阻性或功能性腹痛的患者。（强推荐：83.3% ；弱推荐：16.7%） 推荐意见11 ：AAP患者使用解痉镇痛药物后需要再评估病情，评估内容包括病因诊断是否确定、镇痛效果以及有无不良反应。（强推荐：91.7% ；弱推荐：8.3%） 推荐意见12 ：使用解痉镇痛药物时需要密切关注各种注意事项，如禁忌证、给药途径、药物相互作用与配伍禁忌等。（强推荐：83.3% ；弱推荐：16.7%） 表3 临床常用解痉镇痛药物规格、用法、用量和禁忌证 表4 临床不同类型急性腹痛解痉镇痛药物推荐意见 来源：中国成人急性腹痛解痉镇痛药物规范化使用专家共识编写组. 中国成人急性腹痛解痉镇痛药物规范化使用专家共识.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21.30(7):791-798.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WHO-IARC）2020年发布结直肠癌全球发病193.1万例，居第3位、死亡93.5万例位居第2位，中国占新发病例29%和死亡病例31%，预计2030年全球负担将增加60%，年新发病例220万、死亡病例110万，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表明结直肠癌预防和筛查迫在眉睫。 尽管发病的确切病因仍不是很清楚，约20%~30%结直肠癌的发病可归因于各种不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已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为结直肠癌的一级预防措施，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定期的结肠镜筛查，尤其是对有结直肠癌家族史、肥胖症、糖尿病、炎症性肠病、不良生活方式的高危人群，可大幅地减少结直肠癌的发病和死亡。能够预防结直肠癌吗？回答是肯定的。 发表在Plos Med杂志一项长达26年随访和研究了4.2万男性、7.5万女性医务人员的结直肠肿瘤发病和死亡病例的结果表明，只要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单纯适时的结肠镜筛查，及时切除结肠息肉，定期的复查，结直肠癌风险可下降32%和死亡风险下降34%；如同时具有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进行干预，再适时地进行结肠镜筛查，结直肠癌发病风险会下降61%（直肠乙状结肠癌下降71%，右半结肠癌下降51%），结直肠癌死亡风险会下降55%。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适时的结肠镜检查被认为是目前预防结直肠癌最佳的搭挡和最好的两项预防措施。 预防结直肠癌要有良好的饮食习惯（1）少吃荤，少吃红肉和加工肉制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培根、火腿、热狗、熏肉、腌制肉等加工肉归类对人类致癌物，每天25克加工肉（大约一片培根）结直肠癌风险增加20%；牛肉、羊肉、猪肉等红肉归类可能人类致癌物，每天摄入红肉50克以上结直癌风险增加19%。对结直肠肿瘤高风险人群，应尽可能少吃红肉和加工肉，推荐每日红肉

君不见肠浆之菌十院来— 虽然“烟花”呼啸，暴雨侵袭，但也挡不住大家学习以及学术交流的热情，这“烟雨”就当是今日会议的洗礼吧 关注小杨医生，您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都是对我最大的激励，一起带你分享更多关于菌群移植的精彩！

小张平素体质一般，因为工作性质需要经常加班，因此经常会出现感冒等症状。每次出现感冒他为了省事，就会去住处附近的小诊所挂些抗生素，这样反反复复也很多次使用抗生素治疗，突然有一天小张出现腹痛、腹泻，一天拉了10来次，都是水样便，还伴有发热，人立马就出现脱水症状，小张又去附近诊所挂些抗生素，可是还是不见好转，症状逐渐加重。小张被送到我院就诊，给予静脉输液等纠正了脱水等症状，可是不见好转，随机送入重症监护进一步加强生命支持、吸氧、液体复苏抗感染等治疗，经过5天的精心治疗后转危为安。随后我们通过菌群移植的治疗让小张的腹泻等症状逐步得到改善和治愈。 经过这次的诊治，主治医师根据小张的病史考虑小张可能是长期使用抗生素后出现了严重的抗生素相关性肠炎，这种抗生素相关性肠炎常常伴有腹痛、腹泻、发热等症状，处理不及时可能出现进一步脱水、休克，甚至危及生命。 一定数量的、能够对人体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微生物被称为益生菌。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微生态环境，正常的肠道菌群包含的微生物的种类超过400种。我们常说的肠道益生菌包括双歧杆菌、乳酸菌等，肠道内的菌群对于消化吸收及人体免疫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健康人体肠道内的菌群一般都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但是饮食和精神因素、药物因素及年龄因素等都会造成肠道内菌群的失调。其中，药物因素，比如大量服用广谱抗生素，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破坏肠道益生菌的平衡。 抗生素对肠道菌群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干扰因素，能够永久清除一些肠道细菌并破坏健康的功能性肠道菌群，导致我们的肠道出现感染性和渗透性腹泻，这种腹泻往往是剧烈的，难以控制的腹泻，处理不当，很可能病情加重，危及到生命，因此大家一定要谨记，不能随意或者滥用抗生素，如因为疾病确实需要用，那需要在正规公立医院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合理使用，这样才能让我们尽可能的避免因过度滥用抗生素而出现抗生素相关性肠炎，危害我们的肠道健康。 关注小杨医生，带你分享更多关于肠道健康和菌群移植的知识和故事。

谢**，湖南人，退伍军人，患者因结肠占位及肝占位于2020-11-10在上海某著名三甲医院行“右半结肠肿瘤根治术”，术后病理：中分化腺癌，T3N1M1。后至该医院门诊复查，2021-04-23肿瘤医院PET-CT：肝多发转移。于2021-05-08于上海该医院行右肝肿瘤切除术。 本以为手术切除完肿瘤，谢先生很高兴，可以很快回湖南老家过着悠哉的幸福生活，没想到术后3天患者出现腹痛腹胀伴腹腔引流管引流出粪便样液体，考虑“肠瘘、腹腔感染”，行泰能抗感染后无明显好转，转入我院。 2021.05.27 放射： 检查诊断：1.考虑肝脏术后改变，肝脏包膜下散在积液（脓？）积气，部分置管引流中，请结合临床。2.腹腔渗出积液（脓？），中下腹局部包裹，右侧结肠旁沟置管影；右上腹壁深面积气包裹，请结合临床。 3.右半结肠切除术后改变。4.两肾多发高密度灶，左肾多发低密度灶，请进一步检查。 2021.05.27 放射： 检查诊断：1.盆腔少量积液。2.右腹股沟管增宽。 2021.05.27 放射： 检查诊断：1.两肺散在炎症，右肺中叶、两肺下叶部分萎陷不张。2.两侧胸腔、右侧叶间裂少量积液，右侧胸腔置管引流中、胸腔少量积气。3.心包稍增厚。 2021.05.28 放射： 检查诊断：右下腹部体表瘘管与腹腔小肠相通，周围未见明显造影。 2021.06.04 放射： 检查诊断：右下腹部体表瘘管与腹腔小肠相通，提示腹腔内囊腔形成，小肠-结肠瘘形成可能，请结合临床进一步检查。 2021.06.11 放射： 检查诊断：右下腹部体表瘘管与腹腔小肠相通，周围未见明显造影剂渗漏，请贵科自阅。 入院诊断1、腹腔感染，2、吻合口肠瘘，3、肝术后肝脓肿，4、隔下脓肿，5、胸腔积液，6、腹腔积液，7、腹膜炎，8、急性手术后胰腺炎，轻症，9、肠道菌群失调 入我科后迅速建立静脉营养通路以及治疗，无创条件下利用我科的改良式床旁放置鼻空肠营养管技术床旁放置鼻空肠营养管，给予有序的科学的鼻饲营养管理，腹腔肠瘘处经造影证实为“吻合口肠瘘”，经造影下妥善放置双套管，加强腹腔及肠瘘处冲洗引流，同时给予胸腔积液以及肝脏创面脓肿穿刺引流，并加强静脉抗生素舒普深+左氧抗感染等治疗，半月后患者腹腔感染及消化道瘘情况好转，营养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半月后再次经造影证实，肠瘘愈合，腹腔脓肿消失，感染控制，患者顺利出院。 半月后患者来院进行菌群移植治疗后腹泻症状也得到明显好转。谢先生出院的时候激动的握住我们的手说：“我虽然是一名退伍军人，但是自从生了这个病，真的是太折磨人了，简直痛不欲生，有时候都想放弃了，是你们给了我希望，又让我重获新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团队的付出”。 总结：肠瘘、腹腔感染是胃肠手术后非常严重的并发症，一般和手术操作技术、手术引起的创伤、术后局部感染、腹腔压力等有关。一旦发生，需要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如发现不及时，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病情加重，感染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国际上统计数据显示肠瘘腹腔感染死亡率最高可以达到40%。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和避免腹部术后的肠瘘以及腹腔感染的发生，要及早发现和及时处理。 对于这样一名恶性肿瘤患者，且术后并发严重的腹腔感染、肠瘘、肝脓肿、隔下脓肿、胸腔积液的复杂患者，除了进行有效的静脉抗感染之外，利用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肠内外营养治疗，并且联合有效的腹腔冲洗引流治疗在这名患者的治疗中尤为重要，需要我们医务人员耐心仔细的进行每一步操作和治疗，这样才能让复杂难治的腹部疑难疾病迎刃而解。患者才能得到最大的获益。 关注小杨医生，点赞、评论和转发，带你分享更多感人的医生医事。

君不见肠浆之菌十院来系列病例王丽（化名）是江苏人，35岁在一家企业做财务主管，和丈夫育有一女，女儿可爱活泼，生活惬意，可是美好生活就在去年被打破了。2020年3月王丽因“子宫肌瘤”在当地医院行宫腔镜手术，手术后第三天出现了恶心呕吐，呕吐为胃内容物，内含胆汁，无呕血。给予了“头孢”、抑制胃酸等治疗20余日后症状稍好转。出院后仍有反复恶心呕吐等不适，当地医院胃镜提示“慢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上消化道造影提示“胃十二指肠蠕动减慢，胃下垂”。再次给予了“阿奇霉素、奥美拉唑”等治疗15日有所好转。2020年11月王丽因“肺炎”就诊于当地医院，给予“莫西沙星”等相关抗生素治疗约10余日。2020-12-30王丽出现明显腹痛腹泻，腹痛为阵发性绞痛，性质较剧，需阿片类止痛药物控制。腹泻为黄色浠水样便，无食物残渣，每天5-10次。经对症治疗症状未缓解。2021.01.09行肠镜检查提示：伪膜性结肠炎。艰难梭状芽胞杆菌（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CDI）（+），予口服甲硝唑治疗后症状稍好转，腹泻次数减少至2-3次/天。2021年2月初王丽再次出现腹痛加剧，腹泻次数增多，复查CDI（+），再次予万古霉素治疗后症状好转。三次复查CDI（-）。本以为经历了这么多痛苦就此可以结束，万万没想到的是2021年2月下旬王丽再次腹痛腹泻，为脐周隐痛，性质较剧，影响睡眠。腹泻每日10余次，为黄色稀水样便，无明显脓血。伴恶心呕吐，呕吐物偶带暗红色血性物质。复查CDI（+），当时王丽一家人吓傻了，不是已经转阴了吗，为什么又复阳了。眼看着绝望的氛围笼罩着整个家庭，最后几经周折来到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结直肠病专科/肠道微生态诊治中心找到李宁教授就诊，结合王丽的病史及相关检查考虑“1、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复发性艰难梭状芽孢杆菌感染）2、伪膜性结肠炎3、肠道菌群失调”收治。李宁教授解释到：艰难梭菌是一种革兰阳性厌氧芽孢杆菌，是引起院内肠道感染的主要致病菌之一。临床上，约1 5 % 2 5 % 的抗菌药物相关性腹（ antibiotic associated diarrhea，AAD) 、 5 0 % ~ 7 5 % 的抗菌药物相关性结肠炎和 9 5 % ~ 1 0 0 % 的伪膜性肠炎（ pseudomembranous colitis，PMC) 是由 CDI 引起。 CDI 主要是由产毒素CD过度繁殖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并释放毒素所引起，主要临床症状为发热、腹痛、水样便腹泻。CDI通常由长期或不规范使用抗菌药物引起，轻者引起腹泻，严重者引发伪膜性肠炎，且常伴有中毒性巨结肠、肠穿孔、感染性休克等并发症，甚至最终导致死亡。 近年来， CDI已对全球性公共健康造成威胁CDI的发病率偏高但正趋于稳定，其总体发病率已高于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感染，成为医院相关性腹泻的首要病因。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 在 2013 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每年CDI患者超过2 5 万，其中至少1 .4万人死于该种疾病。加拿大CDI发病率从199 7年的3.8/万住院日上升至2005年的9.5/万住院日。在亚洲，韩国的一项多中心研究发现，成人住院患者CDI发病率从2004年1.7/万住院日上升至2008年的2.7/万住院日，低于同期美国成人住院患者发病率（8. 75/万住院日）。2007至2008年上海一家医院的研究发现，其住院患者CDI的发病率为17. 1/万住院患者考虑患者目前的症状与菌群紊乱、营养不良、肠黏膜屏障损伤相关。CDI临床症状最早可出现在开始用药后数小时至2 d 之内，最晚可于停药后3 周内出现。症状可由单一腹泻到中、重度感染包括发热、腹痛、腹胀，腹泻初期为水样便，常多于3 次/ 2 4 h ，后期可发展为脓血便。重症患者白细胞增多。严重感染表现为水样便伴有脱水、中毒性结肠炎和脓毒血症，粪便中可有黏膜状物存在。因为患者的目前诊断伪膜性结肠炎（复发性艰难梭状芽孢杆菌感染），王丽经多次管饲万古霉素治疗，反复复发，属于难治性复发性CDI，再次使用万古霉素等药物治疗相关文献提示效果不佳。菌群移植治疗是其绝对适应证，于是我们提出对其进行菌群移植治疗，王丽的丈夫比较少言寡语，当天办完住院就回去上班了，剩下陪伴王丽的老母亲照顾她，后来的查房才发现老母亲既往患宫颈癌，做过放化疗，脱发严重，戴着假发，行动也比较吃力，王丽的性格比较好强，言语间透露出比较强势，对该项治疗担心以及质疑较多，在我们的不断解释下王丽也慢慢放下了疑虑。2021-3-7我们尝试给予王丽第一次菌群移植（50ml*3次）。期间仍有间断发热，体温最高37.5℃，予NSADIs退热等治疗。现王丽肠内营养可耐受1500ml/d，大便每天1-2次，为黄色糊便，无发热，无明显腹痛，出院后继续管饲全肠内营养治疗，门诊随访。出院后王丽的鼻饲肠内营养耐受良好，大便成型，腹痛明显好转。王丽的心情也逐渐好转，对我们的治疗也充满信心。2021-4-5入院行CDI阴性，王丽非常高兴，我们再次对王丽进行第二次菌群移植治疗（50ml*3天），移植后有一过性发热，但并不是反应特别严重，此时王丽已经非常淡定，对这种不良反应有充足的准备，我们给予对症治疗后症状缓解。出院后患者继续口服益生菌、益生元等治疗，排便成型。2021-5-6以及2021-6-2王丽复查CDI阴性，菌群移植的治疗维持的已经基本稳定。关注我，有更多关于菌群移植的精彩故事分享！ 参考文献[1] Hvas CL, Dahl JSM, Jrgensen SP, et al.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s Superior to Fidaxomicin for Treatment of Recurrent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Gastroenterology. 2019. 156(5): 1324-1332.e3.[2] Kao D, Roach B, Silva M, et al. Effect of Oral Capsule- vs Colonoscopy-Delivered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on Recurrent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JAMA. 2017. 318(20): 1985-1993.[3] Rao K, Malani P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lostridioides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in Adults in 2020. JAMA. 2020 .[4] Bagdasarian N, Rao K, Malani P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JAMA. 2015. 313(4): 398-408.[5] Hawkey PM, Marriott C, Liu WE, et al.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in a major chinese hospital：an undeirecognized problem in Asia? [J]. J Clin Microbiol,2013, 51： 3308-3313.[6] Ofosu A.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a review of current and emerging therapies [J]. Ann Gastroenterol, 2016, 29：147-154.[7] Martin H, Willey B, Low DE,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strains isolated from patients in Ontario, Canada,from 2004 to 2006 [J]. J Clin Microbiol, 2008, 46：2999-3004.[8 ] Burke KE, Lamont JT.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 a worldwide disease [J]. Gut Liver, 2014, 8： 1-6.[9] Huang H, Fang H, Weintraub A, et al. Distinct ribotypes and rates of antimicrobial drug resistance in Clostridium difficile from Shanghai and Stockholm [ J]. Clin Microbiol Infect, 2009, 15： 1170-1173.